杭州10月27日电(曹丹)在浙江省绍兴市上浦镇渔家渡村，小舜江蜿蜒流过青翠山峦。80多年前，这片静谧山水见证了一位富家千金转变为中共地下党“潜伏者”的传奇。
近日，在浙江省档案馆组织的“我在档案现场 解密档案故事”活动中，作者随“三小姐”董静之的女儿、作家袁敏重访故地，感受那段潜伏岁月里的暗流涌动。
封建家族的觉醒者
1921年，董静之出生在绍兴显赫的工商地主家庭“董久大”家中，排行第三，人称“三小姐”。
“当时董久大已传承到第三代、第四代，外部有列强入侵，战乱频繁，家族后代大多沉溺于奢靡生活，过着‘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’的日子。”袁敏回忆起母亲当年的讲述时说。
董静之目睹了家中女性无法掌控自身命运的悲惨结局，决心冲破封建牢笼。
命运的转折，藏在渔家渡小学的琅琅书声里。
1941年，中共绍兴县工委借渔家渡小学扩建之机，派遣袁啸吟、钟少白、陈苏亚、钱友甫等4位党员干部到该校任教，并建立渔家渡小学党支部，袁啸吟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。
渴望新生的董静之在此接触到革命思想，经过党组织的考验，最终成了一名共产党员。
闺阁私物里的情报战
“一盒雪花膏，曾是传递绝密情报的利器。”袁敏说。
1943年秋，浙东区党委敌伪军工作委员会开辟了自绍兴、宁波余姚等地至浙东四明山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，董静之“三小姐”的身份成为最好的掩护。谁会怀疑一个养尊处优的富家小姐，竟是共产党的情报员？
董静之化名董舜英，在绍兴建立地下交通站并担任政治交通员，肩负着联系潜伏人员、获取良民证、采购禁运物资送往根据地等重任。
袁敏说，每次出发前，“三小姐”都会精心装扮。她将情报藏在雪花膏瓶的夹层里、掏空的伞柄中，或是编进长长的发辫内，一次次往返于绍兴与四明山根据地之间递送情报。即便遭遇伪军再三盘问搜查，她也总能冷静应对，言语间不卑不亢，从容的神态让对方深信不疑。
1944年秋，“三小姐”与老师袁啸吟假扮夫妻，在余姚市临山镇天宝弄开设“义成商行”，开展秘密工作。为了伪装身份、获取情报，白天，她有时是糖行的老板娘，有时是斯文的女教师，有时又是卖香烟土货的小贩。最后，假夫妻变成了真夫妻，成就了一段革命与爱情的佳话。
日前，作者走进临山镇，狭长的天宝弄容颜依旧，道路两侧是低矮的商铺与民居。袁敏回忆起21世纪初陪伴年逾八旬的母亲重返“义成商行”的场景，“那时商行的老房子还在，母亲告诉我，一楼是糖行店面，二楼是她和父亲住的地方，也是地下交通站秘密接头的场所”。
如今，昔日糖行旧址的房子早已易人，唯有新户院中的两口老水缸，还留着当年的印记。
罗裙藏密 7张良民证的生死行
1944年秋天，7张良民证让“三小姐”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。
良民证是日伪政权对中国百姓推行身份管理制度中的身份证明，上面附有持有人的头像和姓名。
当时，潜伏在敌方的杜其昌突然失联，而组织委托他代办的7张共产党同志的良民证也下落不明。
彼时，“三小姐”因频繁在交通线上活动，身份已暴露。组织出于安全考虑，已将她撤回根据地。但为了7位同志的安全，“三小姐”主动请缨返城。她刮改了自己良民证上的姓名，伪装成眼疾患者潜入绍兴。取回证件后，她将其藏于月事带内，踏上归途。
袁敏说，当时沿途关卡林立，伪军盘查十分严密。
然而，“三小姐”却捕捉到了一个转机。她注意到同船一位衣着华贵的阔太太，打听后得知对方是伪军头目邓祥云的小老婆，顿时心生一计，主动与其攀谈。船行至半路，两人已“情同姐妹”。
船至曹娥江口，所有乘客都被赶下船搜身。一名女伪军摸到“三小姐”下身硬物时，厉声质问道，“这是什么？”
“三小姐”镇定地反问，“你说呢？你不是女人吗？”见对方迟疑，她顺势说道，“要是非要检查，就去茅房。”此时，她已做好最坏打算，一旦身份暴露，就将良民证在茅房销毁，哪怕牺牲自己，也绝不让7位同志的信息落入敌手。
就在女伪军押着她走向茅房时，船只汽笛骤响，即将启航。
“三小姐”瞥见邓太太正被随从簇拥着离开，立刻高喊，“邓太太，等等我！”邓太太闻声驻足，回头招呼道，“我等着你，你快点来呀！”
“三小姐”趁机对女伪军说，“你看，邓太太等着我呢！”说罢，她转身快步奔向邓太太。女伪军见她与邓太太熟识，便不再追究。最终，“三小姐”安全返回四明山根据地，7位同志的安全也得以保全。
2023年10月，“三小姐”董静之安详离世，享年102岁。
“与其他人相比，我母亲作为一位历经腥风血雨的幸存者，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，亲眼见证祖国一步步走向强大，应是一生无憾了。”袁敏站在渔家渡村董氏宗祠前说。(完)